6名外國醫務工作者面臨著死刑的判決...

6名外國醫務工作者被指控蓄意讓400多名利比亞兒童感染愛滋病，他們面臨著死刑的判決。
這6名外國醫務工作者在利比亞的拘留所里度過了將近8年的時間，12月19日他們將面臨死刑的判決。然而國際科學界對法庭拒絕科學證據表示了抗議。一些科學家說，這些醫務工作者很可能是無辜的。

今年11月2日，英國著名的《自然》雜誌在它的網站上刊登了一封致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的公開信。1993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理查德‧羅伯茨和另外113位諾貝爾獎得主在這封《致穆阿邁爾‧卡扎菲上校的公開信》上簽名表達了對利比亞這起案件辦理的擔憂。在這起案件中，6位外國醫務工作者被指控蓄意讓400多名利亞兒童感染愛滋病，他們面臨死刑的判決。在這之前的10月24日，美國《科學》雜誌也在網站上刊登了針對同一事件的一封請願函。

在利比亞受審的這6人包括5位來自保加利亞的護士和1位來自巴勒斯坦的醫生。他們已經在利比亞的監獄裡度過了將近8年的時間。在此之前他們曾經面臨過一次死刑的判決，但是後被利比亞最高法院推翻。隨著最終審判結果即將公布，他們的命運已經成為國際科學界關注的焦點。為什麼有這麼多著名科學家關注發生在利比亞的一件刑事案件？

愛滋病感染暴發

一切起源於8年前利比亞的一家醫院。

1998年11月，利比亞的一份雜誌首先報導了利比亞港口城市班加西有數十名兒童感染了愛滋病。這些兒童曾在班加西當地的法塔赫兒童醫院看過病。截止到11月底，有50名兒童被證實感染了愛滋病，這一事件在當地居民中引起了恐慌。

隨著事態的擴大，利比亞開始對這一事件進行調查。這時候有人聲稱這些兒童是被人故意注射了病毒——這是一個反利比亞組織的陰謀之一。從1998年12月起，法塔赫兒童醫院的一些醫生和護士被分批拘留審查。其中包括20多位外國醫務工作者和11位利比亞當地醫務工作者。保加利亞醫生Zdravko Georgiev聽到他的妻子（在法塔赫醫院擔任護士）被拘留的消息後趕到了班加西，結果也被逮捕了。

Zdravko Georgiev被指控從事了非法外匯交易，2004年，法庭判處他服刑4年（顯然他被聲押的時間已經超過了刑期）。他假釋後一直處於保加利亞駐的黎波里大使館的保護下，但是無法簽得利比亞頒發的離境簽證。

其他醫務工作者面臨的處境比Zdravko Georgiev更艱難多了。一些在法塔赫兒童醫院工作的保加利亞醫務工作者被釋放回國，而包括Zdravko Georgiev的妻子在內的5位保加利亞護士和一位巴勒斯坦醫生則沒有那麼幸運，等待他們的似乎是看不到盡頭的審判。

與此同時，約200名感染愛滋病病毒的兒童被送到意大利等國接受治療。這些兒童和他們的父母在意大利的行程是保密的。但是在2001年，意大利的一家雜誌將此事揭露了出來。

尋找原因

這一案件引起了科學家的關注，他們想知道為什麼有如此多的兒童被愛滋病病毒感染。2001年，瑞士日內瓦大學醫院的臨床病毒學家Luc Perrin和他的同事在《傳染病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關於法塔赫兒童醫院愛滋病病毒感染事件的論文。Luc Perrin領導的研究小組對自該院的148名兒童進行了測試，結果發現其中47％的兒童感染了C型肝炎病毒，33％的兒童感染了B型肝炎病毒。他們還進一步測試了36名兒童和46位父母，排除了父母垂直傳染給兒童的可能性。這組科學家在論文中寫到：“據我們所知，這是有案可查的最大規模愛滋病病毒醫源性感染。”

2002年，另外一組意大利科學家公布了他們對於這起事件的研究結果，他們們對104名兒童和19位母親進行了1年的追蹤研究。在分析了這些兒童所感染的愛滋病病毒的遺傳結構之後，他們發現“這些數據表明了一個高度同源的醫源性愛滋病病毒感染的傳播”。

2000年，在經歷了1年多的聲押之後，這5位保加利亞護士和1位巴勒斯坦醫生（被稱為“班加西六人”）被指控蓄意使用愛滋病病毒感染了400多名的利比亞兒童。其中幾位護士據稱已經招供，但是後來她們說，那些供詞是被逼供下的產物。

面對國際與論的壓力，利比亞邀請了國際愛滋病研究的權威專家 來班加西調查情況。這一調查委員會是由法國巴斯德研究院的Luc Montagnier和意大利的分子病理學家Vittorio Colizzi所領導。前者是愛滋病病毒的共同發現者之一。

Colizzi年告訴《科學》雜誌說，他們本來認為可以自由地獲取所有的醫療器材和數據，從而進行一場客觀的研究，但是醫院的官員們都在試圖阻止他們每一步的進行。儘管如此，他們還是獲得了患者的血樣和病例，並對醫院上下進行了調查。

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典型的醫源性感染”——某位患者攜帶有愛滋病病毒，不潔淨的醫療器具（例如重複使用拋棄式注射器）把病毒從一位患者傳給了另一位患者。而法塔赫兒童醫院缺乏足夠的消毒設備，醫療環境不良很可能是造成這種醫源性感染的原因。他們認為，最有力的證據就是一些兒童感染了好幾種C型肝病毒的毒株。Colizzi說：“這對於兒童非常罕見，但是如果醫院中有多次意外的污染事件，這就容易解釋了。”

2003年，Montagnier和Colizz公布了他們的最終調查報告。他們在報告中說，法塔赫兒童醫院的愛滋病病毒醫源性感染，很可能源于某些醫療器材，而這些醫療器材已被某個感染了愛滋病病毒的兒童的血液污染了。這個“源頭”患者可能在1997年4月就存在於法塔赫醫院裡。從1997年開始，愛滋病病毒在來該院就醫的兒童中間傳播開來。報告說，拋棄式醫療器材的短缺導致必須重複使用，將上未從嚴執行規章制度，“所有這些都是解釋這起大規模醫源性感染的可能原因”。

來自法塔赫醫院的醫療記錄也與6名外國醫務工作者蓄意害人的指控相矛盾。因為根據這些記錄，一些兒童在他們來到法塔赫醫院工作之前就已經感染了愛滋病，而當他們全被關進拘留所之後很久，還發生了一起感染事件。這“毫無疑問”說明了他們的清白。

被審判的科學

2003年，Montagnier和Colizz赴利比亞法庭出庭作證。但是由5位利比亞醫生組成的另一個調查委員會指責他們的調查結果不科學，因為其中有些數據自相矛盾。Montagnier和Colizz認為，這些數據是醫院提供的，而且即便不使用這些數據，他們的結論仍然成立。利比亞調查委員會在他們自己的報告中則認為：“法塔赫兒童醫院的愛滋病暴發並非醫源性感染的結果，也不是由於誤用或重複使用醫療器材的結果。此外，我們得到的數據也與蓄意讓兒童感染愛滋病病毒的可能性不衝突。”

結果，法庭拒絕了Montagnier和Colizz的調查結果。Colizz認為這仿佛是“科學本身被推上了被告席，而且輸了”。2004年,法庭認定這6位外國醫務工作者有罪，他們被判處死刑。此後，6位被告向利比亞最高法院提出上訴。

利比亞曾向保加利亞提出，如果被告向感染愛滋病的兒童提供賠償，那麼就可以推翻死刑的判決。保加利亞拒絕了這一要求，認為這樣做就等於認罪。在這期間，利比亞開始逐漸重反國際社會，這起案件的形勢似乎開始鬆動。2005年底，利比亞最高法院推翻了之前的判決，決定重新審理此案。

此後長達一年的重新審理過程中，利比亞法庭仍然沒有採納包括Montagnier和Colizz的2003年調查報告在內的科學證據。距離最終的審判結果的公布時間越來越近，國際科學界開始更始烈地表達他們對對於此案的關注。

儘管20多年前美國國病毒學家Robert Gallo和Montagnier之間曾有過是誰先發現了愛滋病病毒的優先權之爭，但這次他們表達了的一致的立場。今年10月24日，包括Gallo在內的40多位科學家在《科學》雜誌的網站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他們認為這些外國醫務工作者是無無辜的，並敦促利比亞接納關於此案的科學判斷。

一個星期後，另外一封公開信出現了。在這封114位諾貝爾獎得主聯名簽署的信中，他們希望利比亞請國際公認的愛滋病專家就此案進行調查和出庭作證。這封致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的公開信說：“如果不考慮科學證據，就會出現不公正。我們敦促有關機構採取必要的措施允許在此案中使用這類（科學的）證據。”

上個月，《自然》雜誌曾就利比亞方面的調查報告向數位專家求證，這些專家認為利比亞方面的報告缺乏證據的程度令人震驚。例如，該報告認為在一位被告的家中發現的一個小瓶含有關鍵的證據——從中檢測到了愛滋病病毒的抗体。然而，Montagnier和Colizz認為利比亞方面提供的檢測結果不能說明問題。

與國際科學界提供的科學證據相比，現實的政治也許更加複雜。《紐約時報》在今年10月14日發表社論認為，利比亞透過指控外國人犯下一起可怕的罪行的方式，試圖轉移公眾的憤怒，“而不是承認利比亞醫療系統的疏漏”。美國外交關係理事會的Laurie Garrett則在11月出版的《公共科學圖書館‧醫學》雜誌上撰文指出，這6位外國醫務工作者不幸成了一場更大的遊戲中的犧牲品。

今年12月19日，這6位醫務工作者將面臨判決結果。